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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劫:抗清活动中的天主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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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3-20 15:28:2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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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的党争一直延续到清兵入关。以知识分子为骨干的东林流派大都成为抗清的主将,复社中有像瞿式耜、陈子龙、夏允彝、徐孚远、陈于阶等烈士殉难。对比清朝灭亡,明朝的知识分子有绝然不同的表现。清末的知识分子倒向革命,对清朝行摧枯拉朽之举,惟恐满清灭之不速。而明末的士大夫尽管不满朝政,但仍是俨然以主人自居,千方百计地挽救朱明于未亡。

  抗清活动中,天主教徒和大部分耶稣会士也都站在明朝一边。中国基督教会之所以采取支持明朝旧政权的做法,原因有三。第一,当时的教徒全是汉族,官僚缙绅士大夫居多,他们必然和东林、复社一起支持明朝,以保护自己的官职、田产、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第二,四十多年在北京、南京、南昌等地的皇室传教,传教士与皇室和诸王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和关外的满清政权,传教士没什么联系;第三,许多传教士和基督徒在战争中,长久深入地卷进了明朝军事。有的带兵打仗,有的作军事顾问,有的供应军火。

  当1616年,王丰肃、庞迪我等人被沈挑起的教难驱逐到澳门的时侯,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就设法向朝廷建议,在澳门招募葡军,引进大炮,帮助抵抗满族入侵。实际的用意还在于通过此举,让耶稣会士重返内地。万历四十七年(1619),徐光启写了一系列论兵之作,有《兵机要略》、《火攻要略》等,主张用西洋火炮,选练精兵。他的论点得到朝野东林的喝彩,万历皇帝有旨:“徐光启晓畅兵事,就着训练新兵,防御都城。”徐光启原为文官词臣,能如此“纸上谈兵”的资本是他长年的西方科学造诣,以及他与澳门耶稣会的良好关系。1620年,徐光启托在杭州的李之藻、杨廷筠,由他们筹资,派学生张焘和孙学诗(保禄)去澳门,带回了四门大炮和四名技师。因为此举属私人采办,他们在江西被扣。直到徐光启力排朝中阻扰,弄到了皇帝的“钦差”证书,才到达北京。张、孙重返澳门,加倍采购。澳门当局因首次与北京通使,受宠若惊,马上很卖力地在印度、马尼拉、日本招募人员,组织军队,北上抗清。然而,受阉党支持的内阁大学士沈依然坚持己见,害怕传教士站在东林一边,予以排斥,使这批军队难以成行。正是借着这次交涉,政教关系改善,六名耶稣会士阳玛诺、邬若望(JeanUreman, ?-1621)、金尼阁 、鲁德昭(Alv. deSemedo,1585-1658)、傅泛济、邓玉函又偷偷到了内地。从此事件来看,天主教徒和东林党在抗击满族的战略、策略上相当一致。

  东林党敢于在军事上任用天主教徒。1630年,被阉党称为东林党“地短星出林虎”的大学士孙承宗出任兵部尚书,重提徐光启方案。由陆若汉(JeanRodtrgues, 1561-1633)联络的葡军及其装械分两批进 入内地。首批由澳门居民捐献的十门大炮(有几门是从荷兰和英国人手中缴获)和六名炮手到达前线。第二批160名葡军和200非葡籍的军人在到达南昌后,受广东商人的阻扰,没能继续北上。十门大炮在前线作用很大,天启六年(1626),宁远之役,袁崇焕用张庚带来的大炮重伤努尔哈赤,致其死。徐光启《西洋神器既见其益宜尽其用疏》称:“克敌制胜者,……大炮一器而已。一见于宁远之歼敌,再见于京都之固守,三见于涿州之阻截。”天主教徒是明末的炮学专家。徐光启领汤若望、毕方济、龙华民、李之藻、孙元化、张庚铸大小炮四百余门。汤若望、焦勖有《火攻拿要》,孙元化有《西法神机》,两书在清代也是铸炮教科书。崇祯十六年(1643),清兵来犯之际,陈子龙“以郡少火器,聘精西学者陈(于阶)博士,造大小炮数百位”。陈于阶是徐光启外甥,跟徐光启学历,任钦天监博士,是天主教徒。在坚守江南失败后,陈于阶自缢于南京雨花台天主堂。

  扬州、南京失守后,临江靠海的松江、嘉定是酝酿抗清的据点。弘光元年(1644),陈子龙和夏允彝在松江府城起义,当时当地的大族领袖都参加了。在上海,势力强大的天主教大族更是抗清的中坚。西文书有记载,松江的天主教徒在潘国光领导下,参加了抗清活动。除了徐光启家族外,上海豫园主人潘氏家族的潘复(公权),受托临时镇守上海县城。潘氏和徐家联姻后,加入了天主教。徐光启孙女和潘复合力,把城北潘氏故居“世春堂”,建成天主教“敬一堂”,主持者是意大利会士潘国光(FrancoisBrancati, 1607-1671)。在动乱之际,潘复和潘国光在动员和安抚教徒民众。中文记载中有佐证。在响应陈子龙、徐孚远起义的江南人士名单中,除了著名的侯峒曾、黄淳耀外,确实还有徐光启的学生“编修休宁金声”,耶稣会士“西儒上海潘国光”。

  给事中陈子龙,孝廉徐孚远阴与陈湖义士率诸亡命起兵。(夏允彝)公以尺书招志葵与参将鲁之舆,率舟师三千,自吴淞入淀泖,将窥苏州。公出入诸军,飞书檄联络士大夫,共举义旗。于是吏部尚书嘉兴徐石麒,左通政嘉定侯峒曾,进士嘉定黄淳耀,职方吴江吴易,职方监军嘉善钱楠,嘉定知县钱膜,昆山知县杨永言,总兵黄南阳,编修朱天麟,江阴黄绥祉,孝廉丹阳葛麟,行人宜兴卢象观,编修休宁金声,镇南伯黄蜚,总督华亭沈犹龙,舍人李待问,武选平湖倪长圩,御史长洲李模,西儒上海潘国光,总兵太仓张士仪,总兵嘉定蒋若来等,竞起兵为恢复计。(夷门子:《夏考功传》)

  潘国光是上海起义的领袖。据统计,1639年,潘国光在上海发展了1,124个教徒,1640年达到3,000人。上海的基督徒已经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地方力量,上海人多有海船,据有入海口,其地势和人力在松江起义中很重要。潘国光没有殉难,1665年因教难离开上海,去广州。1671年去世后,灵柩被教徒迁回上海,可见上海人怀念之情。杜登春《社事始末》说:“乙酉、丙戍、丁亥三年内,诸君子之各以其身殉国者,节义凛然,皆复社、几社之领袖也。”复社是江南抗清中坚,这是事实,但更全面地说,天主教徒也有组织地站在了复社、几社一边。

  南明人物中瞿式耜死得最壮烈。瞿是钱谦益的学生,曾入阁,但被攻击为钱谦益的死党。明朝灭亡后,江南苏、松、常地区的原复社分子支持建立福王政权,式耜出任为应天府丞,广西巡抚。后又拥立桂王建立南明永历政权,任吏部、兵部尚书。

  瞿式耜“四代甲科,鼎鼎名家,世传忠孝”。按西文,瞿氏还是二代基督徒,有许多记载。他孙子瞿昌文在清初编《虞山集》,常熟许氏在道光十四年(1834)刻为《瞿忠宣公集》。文集中,这位在教会很重要的人物,有关宗教的论述不见了。学术界据目前《瞿式耜集》难定式耜为天主教徒,其实文集中还有不少痕迹。可能他是和复社文人关系更近,不像徐、李,和他的堂兄式毂那样热心教会,但可以肯定地说,他是有宗教信仰的。在《讲求火器书》中,他大力推崇徐光启、李之藻、孙元化的火炮技术,其实就是推荐传教士。在知其不可而为之,扶明朝大厦将倾的日子了,瞿式耜己是常常想到死后,想到上帝和“天”。他有诗《问天》,其中很多首是基督神学的境界。如《其二》:“平生美好境,此日复何求?天地一身外,江山不我留。悟因空后得,心向死边休。……”是基督教神学,视死亡为领受上帝的拯救,得享永福。《其四》:“佛教言生死,无过一了缘。朝闻才是了,圣训已居先……”。式耜先说死就是一“了”字,借佛教教义。后以儒家语言“朝闻道,昔死可矣”,按“天儒合一”的当时观念,儒道即为天道,他就是把天主教的“圣训”当做自己的信仰。兵败桂林,他端坐于室,凛然就傅。这种死亡结局正是他在《浩气吟》中安排好的:“正襟危左待天光,两鬓依然似清霜。愿作须臾阶下鬼,何妨慷慨殿中狂。……”。“待天光”,是基督教的特别语言,等待耶稣基督之光。在另一诗中,他批评老、庄之学在大难面前苟且偷生的态度:“不羡余生奉老庄”。从这一点看,瞿式耜最后是以儒家化基督徒的态度去“视死如归”的。



  天主教原来的教义并不像儒家那样地特别要求信徒忠于特定的政权,不强调“忠君”。但是四、五十年里,耶稣会士一直和儒家结为同盟,很自然地赞同起儒家“忠孝节义”的传统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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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原来的教义并不像儒家那样地特别要求信徒忠于特定的政权,不强调“忠君”。但是四、五十年里,耶稣会士一直和儒家结为同盟,很自然地赞同起儒家“忠孝节义”的传统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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