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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小东林”复社:清谈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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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3-20 15:30:1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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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东林党而起的是复社,称为“小东林”、“嗣东林”。其实,复社具有更多的民间性质。崇祯皇帝勤于政事,励精图治,想收回王权。但东林开辟的风气已经蔚然全国,民间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各方面的力量非常很强大。以结社为例,各地的各色社团多得不可胜数。这一时期的天主教活动采取了很多民间结社活动,以配合复社。

  崇祯二年(1631),太仓张溥联合江北匡社、中州端社、松江几社、莱阳邑社、浙东超社、浙西庄社、黄州质社、江南应社,成立复社。和东林书院一开始就议论政治不同,复社成立时是标榜研究古学,复兴文化:

  自世教衰,士子不通经术,但剽耳绘目,几幸弋或于有司。登明堂不能致君,长郡邑不致泽民,人才日下,吏治日偷,皆有于此。溥不度德,不量力,期与四方多士共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因名复社。

  天主教徒也组织起来,成为明末民间力量中的一支。当时王征在陕西立“仁会”,已见前章介绍。崇祯七年(1634),王征在家乡建立天主教平信徒慈善救助团体“仁会”。在《仁会约》中,王征交代立会宗旨:“西儒所传天主之教,理超意实,大旨总是一仁。仁之爱用有二:一爱天主万物之上,一爱人如己。真知畏天命者,自然爱天主。真能爱天主者,自然能爱人。”仁会强调“天”和“人”两方面的结合,看似像“天人合一”之类的儒家命题,其实它反映了基督教给儒家思想带来的变化。“爱天主”无疑是灵性信仰,“爱人”就经常会有世俗的做法。这是一个“灵与肉”、“天国与现实”、“宗教与社会”的西方近代文化中的普遍命题。以此观点看,仁会是一个以共同信仰作基础的平信徒之间的世俗利益团体。仁会“以救饥、衣裸、施诊、葬死、舍旅、饮渴七端为急务”。这些社会救济服务工作和传统的善堂没什么两样,但不可忽视的差别是:中国的善堂一般是同宗同族、同行同乡的组织,而仁会是同信仰的基督徒的组织。在经营上,仁会也有西化色彩。入会者每天出银两一分,作仁会基金。另“有会督、会辅,专司贮收、易置、传银、散给等事”。用会员制,分享权利和义务,设专门的财务和监督,是一种相当西化的社会团体。

  “仁会”是天主教徒的全国性组织,在杭州,杨廷筠用一千元作本金,组织“兴仁会”,以帮助教徒的生活和学习。“兴仁会”的活动包括设立义馆,让幼童入学。据《口铎日抄》的记载,福建基督徒也有很多会社,相互以“社兄”、“社弟”相称。有福州“普终会”、泉州“贞会”、永春“主保会”、福清“圣母会”。艾儒略神父的态度是支持这些会社,向传教方向引导。在上海附近,潘国光神父指导了三个社团:“圣母会”、“天神会”、“苦难会”。“圣母会”敬礼圣母玛丽亚,“苦难会”敬礼耶稣。活动日在礼拜天,在圣堂观像默想,最后自打苦鞭,赎罪补过。这两个社团的宗教性较强。“天神会”则是一个和王征“仁会”、杨廷筠“兴仁会”相似的教徒互助团体,它偏重于儿童的教育和培养。上海地区更世俗化的社团是松江“文人会”,这是一个与几社同时同地活动,同样以科举成功为目标的社团。记载说:

  中国人眈嗜文章,故这会的成绩很是可观。教士借给各种书籍,叫他们各自选取,悉心研究,于是文学理学双双并进。每见一般用功深沉的,入场考试,大都列入前茅。为此缘故,教士们译了算学书、《四史圣经》、《弥撒经典》、《圣事礼仪》、《圣多玛斯超性学要三十五卷》、《圣经直解》、《圣人行实》等等。还译拉丁大家西塞禄(Cicero)、塞纳加(Seneca)及其他哲学家之伦理书籍。

  一般的理论认为基督教在中国文化缺乏基础,社会活动不够活跃。但是明末天主教结社运动表明,中国天主教徒曾经建立了非常积极进取的民间社会组织。“尊师取友,互相砥砺。多者数十人,少者数人,谓之文社。即此‘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遗则也”。“文人会”鼓励教徒参加科举考试。他们也讨论制艺举业,从事“选政”,让入教儒生争取科场成功。

  天主教徒结社与复社等一般文人结社有不同。复社止于经世治国,文人会进至宗教宣传。该会每月初相会,演讲各种学问。优秀者被选为代表去各教堂宣讲,帮助传教。神父们当然是要把民间社团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为传教服务。松江“文人社”受徐氏家族支持。徐光启孙女许太夫人是该社的赞助者,赠送书籍、钱物,对此柏应理和潘国光神父非常感激。

  现在已很难知道像松江上海地区的基督徒“文人社”,与在同一地区活动的“复社”、“几社”具体有什么联络,但“复社”和“几社”的领袖人物确实都崇拜他们的同乡徐光启,并和徐氏家族有过深入的交往。我怀疑“几社”中的“景风”一派,其取名,很像是源于《大唐景教流行中国碑》:“巨唐道光,景风东扇”一句。那时侯,松江府是徐光启的故乡,当时学者都在研究新出土的《景教碑》。复社中的许多领袖都自称是徐光启的学生,用“景风”名社是很可能的。

  据费赖之《入华耶稣会士列传·毕方济传》,毕方济于1622-1628在松江和上

  海管理教务。有一次为一个九十人的大家族授洗,这家族中,秀才就有二十五人。另一次的大家族受洗仪式,共有八十九人。当时松江府文教大族全体入教,天主教基础深厚可见一斑,基督徒与文人们合流也很明显。

  以天主教在京城,在江南的普及程度,苏、松为中心的复社、几社必然与之发生关系。陈子龙是后期复社的领袖。万历四十七年陈子龙父亲陈所闻举进士,座师为蒲州韩 ,山西韩氏子弟为天主教大族。韩陈两家后来成为世交,有很多诗句文往泛。陈子龙有许多天主教徒朋友。

  陈子龙和徐光启及其家族有更好的关系。这首先是因为陈子龙对乡贤徐光启的为人、为官、为学都很佩服。崇祯三年(1630),陈子龙在北京拜访了徐光启,对他的“实用之学”有兴趣。谈到会见后的印象,他说:“忠亮匪躬之节,开物成务之姿,海内具瞻久矣。其生平所学,博究天人而皆主于实用。”他还说:“故相徐文定公负经世之学,首欲明农,裒古今田里沟洫之制,黍稷桑麻之宜,下至于蔬果渔牧之利,以荒政终焉。有草稿数十卷藏于家,未成书也。予从其孙得之。慨然以富国化民之本在是。”陈子龙见到的是《农书》稿本,徐光启晚年奋力所著。死后由其孙尔爵保存。陈子龙等人编定为《农政全书》,和徐家关系很密切。从陈子龙和徐氏的交往看,两个上海大家族有一致的倾向。同样崇尚实学,信任西学。抗击清兵,有士人气节。

  复社的主持人张溥、吴伟业、徐天麟和徐光启也有不一般的关系。崇祯四年会试,徐光启任廷试读卷官。徐光启极赞赏张溥的策论。他们在被取为进士后,拜访了座师徐光启,被前辈的检朴生活和刻苦治学感动。“闻公方究泰西历学”,“往问所疑。见公扫室端坐,下笔不休。室广仅丈,一榻无帏则公起卧处也。”徐光启则对张溥“勉以读书经世大义”。应该特别注意的是徐光启要他们留心“经世之学”,这可能是对他热衷名声,参与党争的劝诫。谈话对张溥影响很大,他自称“退而矢感,早夜惕励”。后来复社确实改变了一些重文章名声,不重学问实际的做法。一个全国性的社团领袖,在士林已能一呼百应,能这样尊重前辈,可见徐光启的学说在复社一辈青年人中有号召力。张溥后来一度还在徐光启左右侍读,“亲见公推算纬度,昧爽细书,迄夜半乃罢”。

  复社人物同情“西学”,研究“实学”的迹像是非常明显的。原先复社“社事以文章气谊为重”。这个青年文人联谊团体在明末越来越严峻的事实面前,开始考虑现实问题,研究学问。社员当中,张溥、陈子龙等领袖人物自己向徐光启学习“农政之学”,使大江南北士人关心国计民生蔚为风气。这方面,几社比复社更明显,“松江几社以经济见”。在他们进士及第后,所谓“功成名就”之后,都把学问重点从文章转向经济,由追逐名利的才子文人成长为深厚负责的学者志士。

  复社社员从讨论文章到关注学问,和东林党关心“西学”还有区别。如果说万历、天启时,东林党对耶稣会士的兴趣主要在于政治、伦理、道德学说,那么崇祯时的复社士大夫则开始对西方自然科学,包括天文、地理、军事、制炮、水利、农政等学说感兴趣。他们主张把它们接续在象杜佑《通典》,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一路学问上,这些学说在当时被称为“实学”。崇祯十一年(1638),陈子龙、徐孚远、宋征璧、李雯等松江同乡,遵徐光启遗训,一起编刻《皇明经世文编》。序文中,陈子龙说:明朝二百七十年,至今有“三患”。“一曰朝无良史;二曰国无世家;三曰士无实学”。“无实学”,故明朝无有用之才。徐光启是明末“实学”的代表,他说:“公博学多闻,于律历、河渠、屯田、兵法,蘼不究心,独得泰西之秘,其言咸裨实用。”

  虽然复社的某些社员在后期转向“实学”,但如果要把这些学问“经世致用”到能够挽救明王朝的覆灭,已为时太晚。复社成员中,除方以智、黄宗羲、王锡阐、顾炎武等人粗通天文、算学外,在制历、造炮、领军、戌边上都还离不开传教士作顾问。复社的主要精力仍然是在“门户之争”上。直到崇祯十五年(1642)复社还在举行虎丘大会。大会最盛大时,虎丘山下,从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山西、福建聚来数百条船,千余车轿。几千人一起诵诗作文,寻找情趣,交换朋友。这种民间结社确实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公共空间”,但清谈不能代替学问。“实学”在明末的最后几年得到提倡,但还未成为士大夫的共识。后来,清初的江南士大夫怀着亡国之恨,对此追悔莫及。后悔没有掌握实学,陷入门户之争,清谈误国,召致明朝灭亡。这种情绪在原先的复社成员,后成为清初学问开山人物的顾炎武身上看得很清楚。不过,顾炎武除了谈天文历算和偶尔谈澳门外,绝口不言天主教,很奇怪。



  其实,复社同人是讲论“西学”的。王鸣盛作《陈言夏传》:“陈瑚,字言夏,苏州太仓人。弱冠为诸生,当明季天下多故,与同里陆世仪相约讲求经济。”另钱仪吉《碑传集》收王鎏《陈瑚传》,说陈言夏和陆世仪是十五岁开始的朋友。陈二十一岁时,“两人忧天下多故,乃讲求天文地理、兵农礼乐之书,旁及奇门六壬之术。”于此可见,陈和陆这两位名士在崇桢末年和大家一起讲求“经世学”,“天文地理”是“西学”的特长,而“兵农之学”是徐光启和耶稣会士在崇桢年倡导的。明末人讲“经世”,有明显的“西学”渊源。陆世仪对“西学”有正面的评价。清人编《皇朝经世文编》,收有他的《思辨录·论占天》。他认为“西学”是科学,而非迷信:“西学决不言占验。其说以为日月之食,五纬之行,皆有常道常度,岂可据以为吉凶。此说殊近理。”可见复社人士承认耶稣会士的正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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