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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杀死刘备另一位托孤之臣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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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病逝于永安前,曾精心安排了一个“亮正严副”的辅臣结构,即托孤于诸葛亮,并以尚书令李严为副。但是,刘备去世后,李严并没有能够起到辅臣的作用。相反,他还在八年后被废黜和流放。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要这样做?在这种断然的决定背后,又有什么深刻的政治原因呢?

  上一集我们讲了诸葛亮和刘禅的君臣关系,这一集我们讲诸葛亮要处理的第二种关系:同僚关系。在蜀国,诸葛亮的同僚很多,但最重要的是李严。为什么呢?同为顾命,并受遗诏。据《三国志·先主传》,刘备临终前曾“托孤于丞相亮,尚书令李严为副”。《李严传》也说李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而且刘备还“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这个安排,和孙策死后的情况十分相似。据《三国志》之《张昭传》和《周瑜传》,孙策临终前曾托孤于张昭,周瑜也“以中护军与长史张昭共掌众事”。诸葛亮担任的丞相和张昭担任的长史都是文职,或行政长官;李严担任的中都护和周瑜担任的中护军都是武职,或军事长官。周瑜与张昭“共掌众事”,李严与孔明“并受遗诏”。一武一文,一副一正,真是何其相似乃尔!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在刘备的心目中,李严就是周瑜,或者希望他是周瑜。
  那么,李严起到了周瑜的作用吗?
  没有。李严不但没有能够和诸葛亮一起辅佐刘禅,反倒还在刘备托孤八年以后被废,身败名裂。这就和周瑜的情况完全不同,也为历史留下了一个疑案。本集要讲的,就是这个疑案。为此,我们必须把李严被废的经过说一下。
  据《三国志·李严传》,事情大体上是这样的:蜀汉建兴九年(公元231年),诸葛亮四出祁山,北伐曹魏,安排李严督运军粮。这时,李严已改名李平(为方便读者,以下仍称李严),正以中都护的身份代理丞相府的政务,催办督运粮草自然是份内的工作。可惜李严的运气实在太差。这年夏秋之际,连降大雨,军粮无法如期运到前方。于是,李严就派人到军中说明情况和想法,请诸葛亮回师(呼亮来还),诸葛亮也答应了(亮承以退军)。但是,当诸葛亮退兵的消息传来时,李严却故作奇异大惊小怪地说,唉呀,军粮很充足嘛,为什么要撤退(军粮饶足,何以便归)?又上表刘禅,说诸葛亮的撤军是“伪退”,目的是诱敌深入(欲以诱贼与战)。这当然不是事实,也会引起猜疑。诸葛亮只好把李严前前后后亲笔所写的书信都原原本本地拿出来给大家看(具出其前后手笔书疏本末)。这下子李严没有话说(辞穷情竭),只能坦白交代,低头认罪(首谢罪负)。
  这就是李严被废的经过,明眼人一看便知其情节可疑。第一,犯罪动机不明。《三国志》的说法,是李严要推卸责任(解己不办之责),嫁祸于人(显亮不进之愆)。前一条说得过去,后一条就有问题。李严的表文说得很清楚,诸葛亮的撤军是“欲以诱贼与战”。这明明是说他诱敌深入以退为进嘛,怎么会是“显亮不进之愆”呢?第二,作案手法拙劣。李严如果要陷害诸葛亮,他就不该这样前言不搭后语,也不该留下证据和把柄。以李严之聪明,岂能想不到将来诸葛亮会“具出其前后手笔书疏本末”?第三,只有一面之词。我们知道,蜀汉是没有史官的,也没有人为李严编文集。所以,李严的真实想法和说法,我们是永远都不得而知了。不过,正如北京大学田余庆教授《李严兴废与诸葛用人》一文所言,前述故事“过于乖谬,不符常情”,实在不像李严的所作所为。因此,田先生“颇疑其间另有文章”。
  当然是另有文章的。中国古代的政治,是一种暗箱操作的秘密政治。公布出来的材料,往往未必能够代表事情的真相,甚至是掩盖真相的。比如伏皇后的那封信,我就怀疑是曹操捏造的。诸葛亮当然不会伪造李严的信,却不等于李严的“罪行”和“罪证”只有这几封信。也就是说,李严肯定出了问题,但问题不会这么简单。
  不过这并不重要,第一,李严认了(辞穷情竭,首谢罪负)。这就说明,诸葛亮至少是抓住了李严的把柄。第二,众臣支持。据《三国志·李严传》裴松之注,诸葛亮上书时,联署者多达二十余人,包括魏延、杨仪、邓芝、刘巴、费祎、姜维。于是,李严被废黜为平民,流放到梓潼(郡名,治所在今四川省梓潼县)。三年后,也就是蜀汉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李严听说诸葛亮去世,也发病而死。
  李严被废,对于蜀汉政权来说无疑是一件大事;而冰冻三尺,也绝非一日之寒。也就是说,诸葛亮恐怕早就想解决李严问题了。这次事件,只不过提供了一个机会而已。于是我们就有了一个问题:诸葛亮为什么要废掉李严?
  也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李严被废,是他争权夺利自取灭亡。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是诸葛亮玩弄权术排斥异己。这就针锋相对,我们也必须先把情况弄清楚了再说。
  情况大体上是这样的。据《三国志》之《诸葛亮传》和《李严传》,在刘备把诸葛亮和李严召到永安托孤以后,诸葛亮回到了成都,李严则留镇永安。刘禅继位,封诸葛亮为武乡侯,李严为都乡侯。诸葛亮开府治事,领益州牧;李严则假节(有尚方宝剑)、加光禄勋(宫廷卫队长)之衔。建兴四年(公元226年),李严由辅汉将军晋升为前将军。辅汉将军是“杂号将军”,级别较低。前将军是“名号将军”,级别较高。而且,前将军还是关羽担任过的职务,可以说是给足了李严面子。建兴八年(公元230年),李严又由前将军晋升为骠骑将军。据《后汉书·百官志》及注,将军当中,地位最高的是大将军,其次骠骑将军,又次车骑将军,再次卫将军,又再次前、后、左、右将军。大将军和骠骑将军“位次丞相”,车骑将军、卫将军,以及前、后、左、右将军则“位次上卿”。李严由前将军晋升为骠骑将军,地位又上升了一步。而且他的儿子李丰还被任命为江州都督,统帅江州军队。
  那么,这又有什么问题呢?
  表面上看,李严是步步高升。但和诸葛亮相比,却是处处不如。首先,诸葛亮在朝,李严在外。诸葛亮近在君侧,总揽朝政,无论大事小事都由他说了算(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李严可是一句话也插不上。实际上,由于李严留镇永安(今奉节),后来又移驻江州(今重庆),可以说是一直远离政治中心和权力中心。这对李严来说是不利的。由于远离成都,他无法参与朝政,难以辅佐少主,也疏远了官场关系,失去了表现机会。南征北战都没他的事,举贤荐能也没他的份;上上下下既疏于来往,扬名立万也不大可能。用现在的话说,李严有被“边缘化”的危险。他后来在官场斗争中败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潜在原因。
  这里面显然有一个谜,那就是李严为什么不入朝?是他自己不愿意呢,还是诸葛亮不让?托孤之后,诸葛亮回成都主持朝政,李严留永安镇守边关,从“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这句话看,这应该是刘备的安排。那么,刘备为什么要这样安排?这是临时的安排,还是长期的安排?如果是临时的,后来为什么不改变?如果是长期的,刘备的想法又是什么?可惜,关于这一切,我们都已经无法得知了。
  可以肯定的是,同为顾命的李严在很多方面都比不上诸葛亮。比方说,诸葛亮拥有自己的行政机关和官僚系统(开府治事),李严就没有;诸葛亮兼任地方官员(领益州牧),李严也不能。再加上一个在朝,一个在外,李严很明显地被比下去了。这当然会引起不平。于是李严就想,你这个正的顾命大臣可以兼任州牧,我这个副的就不能当个刺史?但是,当时的蜀汉只有一个州,就是益州,总不能一州之内又有州牧又有刺史吧?不过李严也有办法。据《三国志·李严传》和《华阳国志》,李严移防江州以后,曾向朝廷提出,以江州为中心划出五个郡,另外成立一个巴州,自己当巴州刺史,结果“丞相诸葛亮不许”。这当然又让李严不爽。过了几年,李严又向朝廷提出要开府。理由也很正当:在曹魏,并受魏文帝曹丕之遗诏,共同辅佐魏明帝曹叡的四位顾命大臣——曹真、陈群、曹休、司马懿,可都是开府的。结果,这个要求又被拒绝。不过,诸葛亮也给了李严补偿,就是表荐李严的儿子李丰为江州都督,以提高其待遇(隆崇其遇)。
  这就是李严与诸葛亮关系的大概。据此,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李严被废,完全是咎由自取。为什么呢?因为李严身为顾命大臣,既不见他出谋划策建设国家,又不见他出生入死保卫国家,却只见他争权夺利以权谋私,而且不择手段。比方说,他的“求以五郡为巴州刺史”,是在什么时候呢?大约是在蜀汉建兴五年(公元227年)。当时,魏文帝曹丕已经去世,魏明帝曹叡已经继位。诸葛亮为了相机北伐,要调李严之兵进驻汉中。李严接到命令,推三阻四,拖拖拉拉,却要求划出五郡,建立巴州,让他当刺史。这不是讨价还价是什么?建兴八年(公元230年),诸葛亮准备西出祁山,打算让李严镇守汉中。李严却趁机大谈司马懿等人开府的事,实际上是借司马懿说自己。这不是敲诈勒索又是什么?
  更为严重的是,据《三国志·李严传》裴松之注引《诸葛亮集》,此前李严还曾写信给诸葛亮,劝他“宜受九锡,进爵称王”,结果被拒绝。李严为什么要怂恿诸葛亮受命称王呢?一种可能是为了自己要官,先鼓动别人要官。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要陷孔明于不义。上一集我们讲过,此时的诸葛亮,权力和地位颇似当年的曹操。曹操爵封县侯(武平侯),官任丞相,开府治事,兼领州牧(冀州牧)。诸葛亮也是爵封县侯(武乡侯),官任丞相,开府治事,兼领州牧(益州牧)。如果再来一个受九锡,称某王,那就和曹操毫无区别一模一样了。显然,无论何种可能,李严都是不怀好意。
  如此看来,李严的人品十分可疑。所以,余明侠先生的《诸葛亮传》就说李严“完全是一个奸诈自私、阴险残忍、不以国事为重的恶劣分子”。将其废黜,可谓天经地义。
  不过这事也有两说。第一,所谓李严自私自利(所在治家),滥施恩惠(尚为小惠),沽名钓誉(安身求名),不以国事为重(无忧国之事),只是诸葛亮的一面之词,缺乏证据。第二,李严没有起到辅臣作用,是因为他不在朝廷,使不上劲,不能怪他。第三,李严要求当刺史,要求开府,也不能简单地说就是争权夺利,跑官要官。因为他这位“副顾命大臣”的权力、地位、待遇,与那位“正顾命大臣”相比,实在是相去甚远。所以尹韵公先生的《李严之废》一文,就认为李严是在“光明正大、理直气壮地”争取和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为此,李严甚至想出了劝诸葛亮“宜受九锡,进爵称王”的馊主意。在尹先生看来,李严此举,是“存心让诸葛亮难堪”。结果,诸葛亮“大为恐慌”,不得不立即回信表*迹。诸葛亮说,如果灭了曹魏,杀了曹叡,和诸位一起受封,即便十锡我也敢接受,何况九锡(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这话说得大义凛然,却也大犯忌讳。什么叫“十命可受”?曹操只不过受了九命,就被大家骂得半死;诸葛亮如果当真受了十命,又会怎么样呢?
  由此也可见李严相煎之急。这在赞成诸葛亮的人看来,就是“猖狂进攻”。但在赞成李严的人看来,则无妨说是“维权行动”。尹韵公先生就认为,李严已经看出,诸葛亮“没有把他这位托孤同事放在眼里”,处处“排挤、压制、冷落”他这个副手,还时时“予以掣肘”,李严当然会“不示弱,不服气,不买账,伺机反扑”了。
  或许有人会问,诸葛亮为什么就不能给李严一些权力呢?尹韵公先生认为,就因为诸葛亮是一个“权欲极盛的政治家”。他的作风,是“大权独揽,小权也不分散”(按即所谓“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哪怕同为托孤,也得束之高阁,而李严偏不吃这一套。也就是说,李严的悲剧,就在于他不愿意当一个有名无实的顾命大臣,而“擅权心烈的诸葛亮”则“根本不愿、也不容他人染指最高权力”,这才水火不能相容。结果,“善于玩权的诸葛亮”逮住了“李严送上门来的过失”,一出手就把他打翻在地,再也没能翻过身来。
  好了。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按照以余明侠先生为代表的历史学家的看法,严亮之争的实质,是李严争权夺利猖狂进攻,诸葛亮顾全大局一让再让。其斗争轨迹则是:进攻,忍让;再进攻,再忍让;直至李严自我暴露自取灭亡。相反,按照以尹韵公先生为代表的历史学家的看法,严亮之争的实质,是诸葛亮擅权心烈打压同事,李严奋起维权据理抗争。其斗争轨迹则是:打压,抗争;再打压,再抗争,直至李严出师不利头破血流。
  这实在是太有趣了。
  余明侠和尹韵公都是严谨的历史学家,他们根据的材料,都是正史所载,没有戏说,所说也都不无道理,得出的结论却大相径庭。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以人品和道德来看历史事件,这条路是不通的。就事论事也不行。我们知道,动乱的导火线常常是些小事情。小事情引发大事件,背后必有大原因。何况诸葛亮是大政治家,他作为蜀汉政权的掌门人,考虑的一定是大局、全局。所以,即便认定李严是小人,是“恶劣分子”,把诸葛亮和他的斗争仅仅看作君子与小人之争,也是小看诸葛亮的肤浅之见。何况李严是不是小人,还很难说。
  那么,诸葛亮考虑的大局又是什么呢?
  这就必须追溯到刘备的永安托孤。也就是说,刘备托孤时,为什么要安排李严这样一个被尹韵公先生称之为“第二提琴手”的人物?谁都知道,刘备“天下枭雄”,一生征战,见多识广,虑事周全。他的安排,肯定不是一时性起,而是出于深思熟虑。问题仅仅在于:刘备考虑的是什么?
  田余庆先生回答了这个“哥德巴赫猜想”。田先生的《蜀史四题》一书认为,“亮正严副”的托孤安排,乃是为了消除隐患,巩固政权;而蜀汉政权的最大隐忧和祸患,不在曹魏、孙吴,恰恰就在蜀汉政权内部。正是这一内部矛盾,让刘备的托孤非同寻常。
  于是我们就要问:是这样的吗?
  是。我们知道,刘备建立的蜀汉王朝或者蜀汉政权,是由三股政治势力组成的。第一股是“本土势力”,包括原仕洛阳的益州官僚和仕于益州的本土豪强,我们统称之为“益州集团”。第二股是“刘璋旧部”,包括追随刘焉父子入蜀的和后来投靠刘璋的,我们统称之为“东州集团”。第三股是“刘备亲信”,包括刘备的骨干(如关羽、张飞)和后来投靠刘备的(如马超),我们统称之为“荆州集团”。这三股力量,由于有一个先来后到的关系,就形成了一种错综复杂的主客新旧矛盾。刘焉父子入蜀时,益州集团是主,是旧;东州集团是客,是新。主客新旧之间,曾大打出手刀兵相见。刘备入蜀以后,关系就变了。原本是客是新的东州集团,变成了主,变成了旧。主客新旧矛盾,则变成了荆州集团与益州、东州两个集团的矛盾;而东州、益州两个集团的矛盾,也依然存在。刘备的蜀汉政权,就是建立在这三重矛盾之上的,这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
  更不好玩的是,刘备在猇亭和夷陵一败涂地,这就难免让一些原本就心怀不满的人蠢蠢欲动。据《华阳国志》,刘备败退永安后,十一月生病,十二月汉嘉太守黄元就反了(次年三月被剿)。而据《三国志·诸葛亮传》,刘备去世后,南中地区各郡居然全都反了(南中诸郡,并皆叛乱)。可以这么说,刘备建国,基础不牢;夷陵战败,地动山摇。
  这无疑是让刘备深感忧虑的事情,而为他可以分忧的只有诸葛亮。这是刘备要“托孤于丞相亮”的原因。那么,为什么又要以李严为副呢?因为另外两股力量也不能不考虑。也就是说,所谓“旧人”当中,也应该有代表人物,而李严是最合适的。据《三国志·李严传》,李严原本是荆州人(南阳),曾经在刘表手下做事,因为能干而名扬一时(以才干称)。曹操南下,刘琮投降,李严却西行投奔了刘璋。刘备入蜀,李严又率众投降了刘备。所以,刘备选中李严,除清代何焯《义门读书记》提出的“蜀土故臣,宜加奖慰”;“荆土归操,严独西归”;“理民治戎,干略亦优”三个原因外,恐怕还因为他在所谓“旧人”中,和刘备的“荆州集团”关系最好,也最密切。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他的代表性。前面讲过,蜀汉政权是由三股政治势力组成的,而这三股政治力量在刘备心中的分量是不一样的。从当时政权的结构不难看出,荆州集团是政权主体,东州集团是团结对象,益州集团是防范对象。这并不奇怪,因为以刘备为首的荆州集团是一股新的外来势力。他们要在益州站稳脚跟,不能不团结依靠比他们来得早一些的外来势力。这就是东州集团。东州集团半新半旧,亦客亦主,正好可以起到一种沟通新旧双方的作用。这样一来,属于东州集团又亲近荆州集团的李严,便成了刘备寄予厚望的人选。
  实际上刘备的这一安排的用心极深。首先,它体现了处理新旧关系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虽无明文记载,却不难从蜀汉政权的官员任命中看出,那就是“后来居上,不容颠倒;以我为主,兼容三方”。因为要“以我为主”,所以诸葛亮为正;因为要“兼容三方”,所以李严为副。也就是说,刘备的托孤,是用人事安排的方式留下了自己的政治遗嘱。这也是后来诸葛亮能够废掉另一位顾命大臣的政治底气——此人挑衅了“后来居上”的原则。
  但这只是“首先”,还有“其次”。其次就是刘备的“帝王心思”了。据《三国志》之《李严传》、《先主传》和《诸葛亮传》,刘备将李严召到永安,拜为尚书令,是在章武二年(公元222年),月份当在十月。召诸葛亮到永安则是在第二年,即章武三年(公元223年)的二月。从两个人到达永安的时间和“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这句话看,刘备对诸葛亮说“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时,(三国历史 www.lishixinzhi.com)李严很可能是在场的,至少也是知情的。这就很有意思了。有什么意思呢?一方面,刘备是在告诉李严:诸葛亮是朕最信任的人,信任到可以让他“自取”的程度,你不要挑衅他的地位!因为李严作为“旧人”的代表,既可能维系新旧关系,也可能促成旧人异动。这是一把双刃剑,不能不防患于未然。因此田余庆先生认为,诸葛亮的角色是打鬼的钟馗,而且“这个鬼就是李严”。
  不过,依我“小人之见”,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或者说,李严未必这么理解。李严很可能认为,刘备是在“用为君的两手对付为臣的两手”,否则为什么安排他留镇永安?无非是在暗示,如果诸葛亮当真取刘禅而代之,他李严就可以从永安出兵勤王。这是李严敢于和诸葛亮抗衡的政治底气。正因为这样,他才要求开府,要求当巴州刺史,才写信要诸葛亮接受九锡,晋爵称王,也就是看看诸葛亮是不是有“不臣之心”。他认为这是在执行刘备的政治遗嘱,所以理直气壮。
  当然,这些都是猜测。我们还是愿意善意地相信,刘备的愿望,只不过是新人旧人和衷共济,荆州、东州、益州三个集团同心同德。
  现在看来,刘备虽然用心良苦,但他的愿望还是多少有些落空。一方面,诸葛亮的手太紧,只肯让名,不肯让权。另方面,李严的表现也让人失望。第一,自视甚高,难以共事。当时的民谚有“难可狎,李鳞甲”的说法,意思是李严的身上有鳞甲,轻易碰不得(乡党以为不可近)。这一点,《太平御览》引《江表传》和《三国志·陈震传》都有记载。第二,朝秦暮楚,挑拨离间。据《三国志·陈震传》,诸葛亮曾写信给蒋琬和董允,说我原本以为李严只是不好合作,不惹他就是(吾以为鳞甲者但不当犯之耳),没想到他还会有“苏张之事”。所谓“苏张之事”,也就是像苏秦、张仪那样搞“穿梭外交”。这在政权内部就是破坏安定团结了。第三,拥兵自重,分庭抗礼。比如他要当巴州刺史,在诸葛亮看来就是要搞独立王国。他要求开府,在诸葛亮看来就更是对抗中央。
  这就让诸葛亮为难。诸葛亮深知,作为丞相,他要做的工作,是巩固新人地位,稳定旧人情绪,协调新旧关系,消除新旧界线。这是他对李严一让再让的原因。但是,团结不能是无原则的。李严既然挑衅了“以我为主,后来居上”的原则,那就只能假借理由废了他,哪怕这口实“难于置信”(田余庆先生语)。
  现在可以得出结论:诸葛亮废黜李严,有近因,有远因,有表面原因,有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就是益州、东州、荆州三股政治力量构成的蜀汉政权内部矛盾;而诸葛亮毅然废黜李严,则归根结底是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一矛盾,实施依法治蜀。依法治蜀,是诸葛亮解决新旧矛盾的根本之策。为此,他早在第一次北伐时,就依法惩治了错失街亭的马谡,并自请处分。这件事,当然体现了诸葛亮执法之公正,赏罚之分明,但又并不那么简单。那么,在诸葛亮的“挥泪斩马谡”背后,又有什么文章呢?
  公元263年刘禅君臣的不战而降,是蜀汉史上最后一个不解之谜。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是有职无权的光禄大夫谯周。谯周为什么要极力主张投降曹魏?刘禅又为什么要听他的?蜀汉朝野,为什么只有少数人主张抵抗,多数人并无斗志?在蜀汉迅速灭亡的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政治背景和政治原因呢?
  蜀汉,是三国当中最先灭亡的,这让许多历史学家感到困惑。第一,史家一般认为,和曹魏、孙吴相比,蜀汉要算是治理得最好的,怎么反倒先亡呢?第二,蜀地有“重险之固”(《三国志·邓芝传》载邓芝语),打不了别人,难道还守不住?第三,从曹魏出兵,到刘禅投降,其间只有两个月,蜀汉之亡为什么如此之快?这实在让人大惑不解。
  不过困惑归困惑,思考归思考。得出的结论,一般也有四条,即刘禅昏庸、黄皓弄权、陈祗(音支)乱政、谯周误国。这也是有根据的。我们知道,魏军从洛阳出发,是在曹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此年上半年为蜀汉景耀六年,下半年为蜀汉炎兴元年)的八月;决定伐蜀,则是在五月。据《三国志·姜维传》,当时姜维已经得到消息,便上表刘禅,提出布防措施(六年,维表后主),请刘禅速派张翼和廖化分别把守阳安关口和阴平桥头“以防未然”。谁知这时刘禅只听黄皓的,而黄皓又只听巫师的。巫师说敌人不会打过来,黄皓便信以为真,让刘禅扣下了这份公文(启后主寝其事),结果满朝文武都不知道大祸即将临头(群臣不知)。这岂不是刘禅昏庸、黄皓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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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严的悲剧,就在于他不愿意当一个有名无实的顾命大臣,而“擅权心烈的诸葛亮”则“根本不愿、也不容他人染指最高权力”,这才水火不能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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