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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扬:7800亿还不足以改变世界,但“人民金融”一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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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6 天前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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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中的金融叫做“人民金融”
       未来的历史学家若用“2017革命”标记当下这段世界历史,并不为过。
       从1月中旬2017达沃斯论坛上习近平主席发表讲话,到本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圆满结束,短短5个月的时间,一个历史性的大转折已宣告完成。
       其标志就是,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政府所说出的一些话,已明显带有引导性和指向性,所推动的一些事,已明显带有颠覆性和开创性。
       ——我们要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
       ——我们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各国应该尊重彼此主权、尊严、领土完整,尊重彼此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我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会重复地缘博弈的老套路,而将开创合作共赢的新模式;不会形成破坏稳定的小集团,而将建设和谐共存的大家庭。
       ——“一带一路”建设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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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如此的高度上和视野中,这就是一场革命,虽然静悄悄,但却是真正的Revolution。对中国来说,从“国将不国”的危机、“被开除球籍”的焦虑,到今天自信满满地为世界的未来勾画蓝图,就是一次大旋转。对西方来说,从“白种人的负担”的傲慢、“全球化就是西方化”的自负,到今天面对自身相对衰落和       世界的大变局深感无力,就是一次大颠倒。
       《华尔街日报》日前发表迈克尔·奥斯林为吉迪恩•拉赫曼的新书《东方化》(Easternization)一书写的书评“重塑我们的世界秩序”,文中说:大西洋沿岸国家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主导地位也许看上去像是命中注定,因为这是近500年来的力量格局。但拉赫曼指出,事实上,在更加漫长的历史模式中,这是一个反常现象。在长达数千年时间里,非欧洲帝国一直统治着古代世界;直到16世纪,较小的西方国家才依靠技术和经济实力跃居全球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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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反常”的历史再反转过来,将“西方化”再转回到“东方化”,这就是今天的世界历史轨迹。而所谓“2017年革命”,即是这个大转折历史的标志之年。
       离不开金融这个助推剂
       有个流行的说法:“一部西方史就是一部金融史”。还有个著名的故事:1499年法王路易十二询问大臣若要占领米兰需要什么,得到的回答是:“三件东西:钱,钱,钱。”
       西方的崛起,如果从16世纪大航海时代算起,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是在金融力量的驱动下进行的。西班牙人埃尔南·科尔特斯征服阿兹台克帝国和弗朗西斯科·皮萨罗洗劫印加帝国的故事早已众所周知,他们远征的目的就是寻找黄金,远征军的组成则是一种风险投资,最后的分赃也是股东分红,自始至终都是一种金融活动。历史记载,当时皮萨罗向印加人提出换回皇帝阿塔瓦尔帕的赎金,仅仅这一次敲诈,就相当于1600多吨黄金!
       毫无疑问,掠夺和洗劫是这类金融活动的最高境界,也是贯穿于近代西方五百年历史的一条主线,形式千变万化,本质从来没变。早期的冒险家在美洲大陆一夜暴富的神奇故事,激励着无数的后代前赴后继。不能光靠暴力和运气了,就凭借技术的领先、经济的实力、文化的影响、知识的代沟,任何一点先进和超前,都被转化成某种形式的金融活动,进行变相的掠夺和洗劫。
       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对于西方来说,意味着仅仅凭借高超的金融技术手段即可重现类似于当年在美洲的白日梦。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1970年,共有60个第三世界国家被世界银行归类为“低收入国家”,它们总共欠下各种国际借款人250亿美元的债务。在此后的三十年里,这60个国家总共偿还了5500亿美元的本金和5400亿美元的贷款利息,然而,三十年后的2000年,却仍然还欠下5230亿美元的新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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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2016年世界各国国家收入情况
       “新世界高利贷者的新法炼金术”,一位学者这样总结道。而不结盟国家峰会的南方委员会主席尼雷尔曾用一句话总结了第三世界的命运——增长和希望,然后一切破灭。他说:“希望现在消失了。人们已逐渐认识到,1945年之后的前三十年里取得的些许进步,并不意味着状况的根本改变,也不意味着第三世界国家真正的发展前景。依附程度一直在增加而不是在减少,贫穷一直在持续,穷国和富国之间的差距一直在扩大。”
       现实就是这样赤裸裸,虽然看得很清楚,但却没有办法。西方金融技术的长期领先和不断的花样翻新,让世界无可奈何。近四十年来的“新自由主义革命”,同样也是一次规模巨大的掠夺和洗劫,财富以惊人的速度向极少数的人集中,世界范围的两极化导致了大量的冲突和对抗,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西方过度疯狂的金融游戏终于转而反噬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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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金融力量进入世界经济体系,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开始的。进入新世纪之后,作为最大生产国并完成了原始积累的中国携带巨量的外汇储备与资源输出国的外汇储备合在一起,持有了全球四分之三的储备资产,加剧了美元本位的固有矛盾,令美国的外部赤字和财政赤字“双赤字”成为了常态。而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一个“新兴金融”与“守成金融”的对抗格局日渐成型。
       2015年12月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宣布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这是IMF近16年来首次纳入储备货币,上次将欧元纳入SDR还是1999年。《纽约时报》评论说,人民币被纳入世界精英货币之列,是一个重要里程碑,突显了中国日益增强的金融和经济实力。
       若按照拉赫曼的未来世界图景,这实际上意味着一种必将服务于“东方化”进程的、本质上根本不同于“西方金融”的“中国金融”终于出现。正如过去五百年的“西方化”每一步都离不开金融活动的助推一样,正在开始的“东方化”、“去西方化”进程也将得到有力和有效的金融活动的支撑。
       在本次“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宣布:将向丝路基金新增资金1000亿元,将提供2500亿元和1300亿元专项贷款,将在未来3年向一带一路参与方提供600亿援助…
       在无可限量的“东方化”进程中,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这几千亿元金融资本,还只是起步。
       “人民金融”
       有一个事实意味深长:在IMF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篮子里,只有中国的货币叫做“人民币”。正如这个事实所体现的,中国的金融力量,也是世界金融力量中唯一的“人民金融”、“红色金融”,与西方国家的“资本家金融”、“新贵族金融”、“新殖民者金融”不属于同一类。
       金融对于现代经济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自明的。习近平主席在此次高峰论坛的主旨演讲中说:“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血脉通,增长才有力。我们要建立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金融保障体系,创新投资和融资模式,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建设多元化融资体系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普惠金融,完善金融服务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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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指的正是对金融力量的正确运用,即让金融体系发展与资本配置效率正相关,与长期经济增长正相关,并形成一种彼此促进、螺旋上升的良性循环体系,而不是过度的、脱离实体经济的超速金融扩张。
       这也是“人民金融”、“中国金融”与“资本家金融”、“西方金融”最主要的区别之一。简单说,前者关注于长期的经济发展,后者关注于短期套利;前者兼顾多重目标,后者只管超额回报;前者致力于普惠大众、服务人民;后者属于资本家独享、富人专用。
       什么是短期套利、超额回报、富人专用?去年6月IMF的三位经济学家在该组织的F&D杂志上撰文承认:自1980年以来,在超过50多个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出现过大约150次左右的大规模资本流入,而其中约有20%最终引发了金融危机,并导致了大幅度的产出下降。
       在这些国际金融资本进入的时候,都是打着改革的旗号,按照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的“药方”,来为受援国提供服务的。但在逐利本性的驱使下,投资者只管自己的套利,根本不会考虑对象国的长期经济发展和国计民生。
       对于这种为祸甚烈的“资本家金融”套利活动,著名的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将其称之为“新时代的鸦片战争”,建议设立金融产品安全委员会,专门负责检查确定银行和基金买卖的金融产品是否“适合人类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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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而“人民金融”则与此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会显出重大区别。
       比较一下两种不同的对外援助原则:
       二战后担任世界银行集团主席的尤金.布莱克为美国制定的对外援助原则是:“我们的对外援助计划确定要让美国企业受益。主要的三个方面的利益是(1)对外援助为美国的商品和服务打开一个实质性和即时性的市场;(2)对外援助为美国公司的海外扩张开辟新的市场;(3)对外援助将各国的国内市场导向自由企业制度以便美国的商户落户发展。”
       2015年12月4日,中国政府在约翰内斯堡发表《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文件中说:“中非发展战略高度契合,中非合作发展互有需要、互有优势,合作共赢、共同发展迎来了难得的历史性机遇。中国发展经验、适用技术、资金、市场等相对优势,有助于非洲破除基础设施不足和人才不足两大制约发展的瓶颈,有助于非洲把丰富的自然、人力资源优势和潜能转化为发展动力和惠及民生的成果,加速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更好地实现经济独立和自主可持续发展,更好地实现持久和平与稳定。”
       两者的差别,泾渭分明。但无需讳言,即使是“人民金融”,也要追求资产的增值和利润的最大化,甚至也会有通过前期投资和援助培育产品和服务输出市场、国内公司海外扩张市场的考虑,然而,前提仍然是合作共赢,而不是零和博弈。
       “中国金融”就是“人民金融”,而不是“资本家金融”,这一点实际上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已确定,无法改变了。尽管今天的中国已是世界超级大国、第二大经济体,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输出的金融资本,本质上也仍属于“人民金融”,而不属于“资本家金融”,这一点也同样无法改变了。
       回顾一下历史很有必要。
       1948年11月18日,距离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还有将近一年时间,董必武主持召开了一次华北人民政府政务会议,讨论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的货币。这就是“人民金融”的最初起源。
       如今回顾地看,此举近于石破天惊,人民共和国能否成功世界还在观望,而人民银行和人民金融则属闻所未闻之事,无异于天方夜谭。要知道资本家之所以叫资本家无非是因为掌握着金融,而人民之所以不是资本家,也正因为不掌握金融。
       当初被任命为第一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南汉宸,就是从1941年起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长的共产党土银行家。凭着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政府财政主管、华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华北银行总经理这些经验,这位出生于山西省赵城县韩家庄农民家庭的南行长,用了一年时间筹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人民银行。11月的会议通过决议:“发行统一货币,现已刻不容缓,应立即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并任命南汉宸为中国人民银行总经理,一面加紧与各解放区银行的磋商,一面加速准备人民币的发行。”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正式宣告成立。南汉宸出任第一任总经理,董必武亲笔题写了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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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汉宸(中)
       至1949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建立了华东、中南、西北、西南4个区行、40个省(市)分行、1200多个县(市)支行及办事处,加上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全国已设有金融机构1308个,职工8万多人。
       到1951年底,除西藏自治区和台湾省外,人民币在全国范围内流通,全面占领国内货币市场,成为新中国唯一的合法货币。
       对于当年那一场席卷中华大地的“人民金融”浪潮,今天的中国人自己不当一回事了,乃至不以为然了,可外部世界却难以忘记。
       1949年6月16日,新成立的人民银行致电中国银行伦敦、纽约、新加坡、东京、香港、加尔各答等行处,通知它们位于上海的中国银行已经被接管,要求驻外分支行及其员工坚守岗位、遵守新民主主义经济金融政策,保护财产。
       1950年10月10日南汉宸奉中央人民政府之命,致电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指出中国在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中的财产及权益是中国人民的,只有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才有处理中国在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中已缴股款及一切其他财产权益的合法权利;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对上述股款及一切其他财产和权益必须负保全的全部责任,任何非法处理均属无效。中国人民银行对于因此种非法处理而受到的损失,保留清算和追偿的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金融”事业,就是从那时起一路走过来的,并没有因为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发生本质上的改变。所以,今天“一带一路”中的金融,也仍然叫做“人民金融”,仍然服务于人民的事业,包括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预祝“人民金融”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阔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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