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翔的狗熊

昨天的《新京报》刊发社论认为，高考作文采用“时评体”是在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这种体裁与“常识观”的结合，可以引领青年人对现实和人生的思考。
　　
　　对此，有论者在《高考作文不宜用‘时评体’》一文中认为，这种不着边际的放大效应，可能是对高考作文命题常识性的谬误判断。其主要理由是，如果把本是测验考生国文能力和水平的一场普通考试，却被当作高三毕业生公共意识和道德水准的一张“试纸”，不仅仅是对高考常识的不尊重，也是对那些涉世不深的考生们的苛求甚至苛责。（6月9日《新京报》）
　　
　　论者的这一说法，似乎有一定的道理，确实不能一文定（品德）优劣，但如果忽视思想内容，又如何全面地评判学生写作水平的高低？既然不少地方的高考作文都明确提出，文体不限或不拘形式，自然包括可以用“时评体”。时评作为一种文体，属议论文范畴，是常用的一种体裁，为何高考就不能使用？
　　
　　文以载道。不管采用何种体裁、何种形式，一篇作文总得要有一些实际内容，表达一定的思想倾向，程度不同地反映出一种价值取向。考生的国文能力和水平，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就是“文以载道”的能力和水平。一篇作文虽然载不起学生的公共意识和道德水准，却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他们对事物的认识能力和分析水平。尽管对同一事物的认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真理的客观标准只有一个。因此，不必担心阅卷的评分标准难以统一。
　　
　　现今的教育，应试氛围很浓。有一些学生“一心专攻数理化，两耳不闻窗外事”，平时很少关心时事政治，导致理想信念缺乏不说，有的甚至是非不分，更不要说对世事的正确评说了。在高考作文中提倡“时评体”，倘一旦成为一种导向，无疑有助于促进学生直面社会热点，关注国计民生，引领青年人对现实和人生的思考，这对于提高他们观察事物、分析事物的能力，对于帮助他们确立公共意识和正确的世界观，具有一定的积极的意义。
　　
　　笔者始终认为，高考作文采用何种文体，何种表达方式，不是问题的关键，重要的是要看能不能反映学生的真实水平和能力。这种水平和能力，应该包括思想认识水平和文字表述能力。既然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高考是一种选才手段，怎么能忽视学生的思想道德因素？即使把高考作文视为学生公共意识和道德水准的一张“试纸”，也并无大错。这是因为在这张“试纸”（分数）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只要坚持真正的公平，高考作文究竟采用何种体裁都是次要问题。